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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督漕运部院遗址重现于世

总督漕运部院遗址，位于淮安市淮安区中心位置，占地约30000平方米，现存漕运总督衙门大堂、33个柱础。其主体建筑与镇淮楼、淮安府署位于同一中轴线。

2002年8月，明、清总督漕运部院遗址被发掘；之后宋、元文化层重现于世。同年10月，该遗址被列为“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”。

总督漕运部院

漕运即以国家力量为保障，通过水道调运粮食、物资的一种运输方式。中国封建王朝将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，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，称作“转漕”或“漕辇”，所运粮食称“漕粮”。

漕粮被称为“天庾正供”，是宫廷及王公百官、京师八旗兵丁的主要食粮来源。每年朝廷向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山东8省征收漕粮额定400万石。

江、浙、皖、赣、湘、鄂6省所征漕粮为米，是漕粮的主要部分；其中22万石为糯米（又称白粮）征于苏、浙2省，小麦主要征于河南，黑豆征于鲁、豫2省。

每年大批漕粮由水路运往京师，分仓储存。其中输送京师粮仓的称为“正兑米”，是八旗兵丁的饷米；留储通州仓的称为“改兑米”，是供王公百官的俸米。

运送漕粮目的是供宫廷消费、百官俸禄、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，直接服务于封建朝廷的运转。南北大运河的漕运畅通与否，深刻影响封建王朝的政治、经济局势。

隋唐以后，开凿运河、畅通漕运，无不是围绕巩固强化封建统治而开展的。因此，漕运事关封建王朝政权稳定、长治久安。

漕运之起源、发展、鼎盛

漕运始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；秦时期，秦始皇开凿灵渠，为西南地区奠定基础。东汉末年到南北朝，中原地区战乱频繁，大量百姓南迁，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由北方转向南方。

隋代，朝廷在淮安设漕运专署；宋时设江淮转运使，东南六路之粟皆由淮入汴而至京师，漕运日渐兴盛。

明、清时期，漕运走向鼎盛。在淮安设总督漕运部院衙门，主管南粮北调、北盐南运失误。总督漕运部院机构庞大，文官武将及各种官兵达270多人；下辖储仓、造船厂、卫漕兵厂等机构，人数达20000多人。

漕运总督是明清两代设立的官员，一般由从一品大臣担任，掌管着长达1794公里的漕粮运输，江、浙、鄂、赣、湘、豫、鲁7省归其节制，运河沿线1.2万只漕船、12万漕军听其调遣。漕运总督既管理漕运，还兼巡抚，因此也称之为“漕抚”，素有“天下九督，淮居其二”之说。

历史上，漕船首尾衔接，行至淮安古末口转运入淮，再从河下古镇载盐而归。作为南粮北调、北盐南运的集散地、中转站，客观上形成了淮安在漕运史上的独特地位。明朝姚广孝感叹道：襟吴带楚客多游，壮丽东南第一州。

“凡湖广、江西、浙江、江南之粮船，衔尾而至山阳，经漕督盘查，以次出运河，虽山东、河南粮船不经此地，亦遥禀戒约。故漕政通乎七省，而山阳实属咽喉要地也。”

千年古镇河下

常盈仓是淮安地区特大型中转仓，被称为“天下粮仓”，可容纳150万石漕粮；清江漕船厂是全国最大的漕船制造基地，绵延23里，工匠6000多人；位于板闸镇的淮安榷关，明清时期的常关税居全国首位，有“天下第一关”之誉。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白银7000万两，通过漕运实现5000万两。

当时淮安城的人口达到100万，河下古镇人才辈出，仅明清两朝就涌出56名进士、160多名举人和贡生，“河下三鼎甲”状元、榜眼、探花闻名遐迩。

淮安河下古镇招亲对联：“小大姐上河下坐北朝南吃东西”

清朝末期，由于通津浦（铁路）、解海禁，运河疏于治理、加之政治腐败，漕政迅速败落。沿途民众苦不堪受，以至闹漕、哄漕、抗漕不断。

清朝包世臣曾说：“南粮三四百万石，连樯五千余艘，载黄达卫，以行一线运河之间，层层倒闸，节节挽牵，合计修堤防、设官吏、造船只，每漕一石抵都，常二三倍于东南之市价，虽不能知其确数，所费岁皆以千万计矣！”

1842年，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，不惜付出重大代价，攻占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，封锁朝廷经济命脉。不久清廷签订了中英《南京条约》。

1853年后，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，运河沿线的扬州、清江浦、临清、苏州和杭州都遭受重创，运河漕运被迫中断。

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因庚子赔款及大额军费开支压力，朝廷正式宣布停办漕运，千年漕运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

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里程最长的运河，已在中国大地上奔流了2500多年，见证了千年漕运和封建帝国的兴衰，其承载的漕运精神及文化内涵经久不衰。

现如今，在鲁、苏、浙3省的努力下，大运河已成为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“黄金水道”。京杭运河江苏段，常年有13个省、市的船舶往来，承担着长三角地区大宗物资中转集散、北煤南运的战略任务。在国家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中，大运河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古都扬州牵头，联合大运河沿线22个城市，已启动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程；“保护好、利用好、发展好”大运河精神任重道远。